口罩简史：从苏萨诺到 N95

引子

本卷讲的是一件今天被当成「个人防护用品」的小东西。它在 1897 年第一次被写进手术室记录，在 1910 年第一次被写进防疫措施，在 1918 年第一次被写进市政罚则，在 1995 年第一次被写进联邦法规的编号里。这四个「第一次」互不相干：做手术的人不知道防疫的人在做什么，防疫的人不知道矿上在做什么，矿上的人也不知道手术室里在争论什么。直到 2020 年，三条线才在同一个人的脸上第一次汇合。

卷一口罩之前的三个替代物（1850—1895）

一、纱布、绷带与一块「呼吸的布」

要写口罩的历史，得先写清楚在口罩出现之前，人们用什么来挡。

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外科医生处理创口的方式是用浸过石炭酸的纱布把伤口盖住。这是李斯特 1867 年提出的做法，其逻辑是：创口的感染来自空气中的微生物，那么只要在创口与空气之间隔一层浸透消毒液的织物，并在手术过程中不断往纱布上补淋消毒液，就能挡住空气。这一整套办法叫「消毒法」（antisepsis），在十九世纪后半叶被广泛采用。它的失败与它的成功同样著名：它把整个手术室熏得像停尸房，而病人伤口的感染率并没有因此稳定下降。^[1]

在这种做法之下，挡在病人面前的其实有三样东西，防护的思路各不相同：

1. 敷料——直接盖在创口上的纱布垫。它的目的是让药液停留在伤口上，顺带挡住一点空气。它的受益者是创口。
2. 口罩式的口鼻遮挡——医生在手术中用一块纱布或手帕罩住口鼻，有时浸上消毒液。这一做法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内零散出现，多半是个人习惯而非制度要求。它的受益者是躺在台上的病人。
3. 呼吸器——这一支另起炉灶，从一开始瞄准的就不是病人而是工人自己。普林尼老在研磨朱砂时用松紧的动物膀胱滤尘；达·芬奇建议用湿布遮住口鼻以免吸入有害气体；十七世纪的学者给潜水用的呼吸管加上风箱，产生正压供气；十八世纪的职业医学之父拉马齐尼，则描述了砷、石膏、石灰、烟草与硅尘对呼吸系统的损害。这些做法在十九世纪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它们全部属于「防工人中毒」，与外科的「防病人感染」分属两条互不相干的线索。

^[2]

把第三样东西单列出来，是因为它是本卷第二条主线的起点。在整个十九世纪，「防尘」与「防感染」是两个不相通的行当：前者属于矿业与制造业的工程师，服务对象是劳动者；后者属于外科与卫生学的医生，服务对象是病人与公众。口罩这件东西恰好是从第二条线出发，却在第三条线（职业防护）上被最先制度化——这个错位，是理解后面一百多年所有混乱的关键。

二、1879 与 1884：细菌学给罩口鼻找了一个新理由

1860 年代，细菌学给了罩口鼻一个新的说法。在此之前，戴一块布的主要理由是「挡瘴气」——恶臭的空气本身被认为是疾病之源。拉马齐尼式的口罩里塞香料，用来抵消从病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这是文艺复兴以降欧洲的通行做法。

1879 年，巴斯德在巴黎向法国医学科学院的会议上展示了链球菌；1882 年，科赫找到了结核杆菌；1884 年，科赫分离并证明了霍乱弧菌的致病作用。瘴气论被逐块拆掉之后，「罩口鼻」这件旧习惯忽然有了一个新理由：如果病因是悬浮在空气中的微小生物，那么把这些生物挡在外面就是合理的。

有意思的是，反对者并不都站在「不信细菌学」这一边。施利希与施特拉萨考证了十九世纪末法国的两段代表性言论：1879 年，记者费迪南·德洛内嘲笑一位医生的口罩是「无用而荒唐的狗嘴套」，还嘲讽说对方显然鄙视细菌学，「按一切逻辑，这将让我们像穿潜水服的人那样生活」；1884 年，埃米尔·德凯纳医生虽然相信细菌学，却仍然认为口罩无用，因为病菌「再聪明也会找到另一条路」进入人体。他把巴斯德派人的口罩比作瘟疫医生那只鸟喙面具，希望「恐惧与愚蠢不要使他那光辉而刚毅的职业变成公众的笑柄」。^[3]

德凯纳那句反对有一个耐人寻味之处：他并不否认细菌的存在，只否认「戴口罩」能改变细菌进入人体的路径。这个反对的结构，与 2020 年围绕口罩的那场争论结构完全一样：争的不是病原体存不存在，而是这一项干预是否真的切断了传播链条。

三、三个替代物：一个被口罩取代、两个活了下来

1879—1895 年间，欧洲医学界实际上在三种「罩口鼻」的方案之间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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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随后要讲的口罩，是从第一种之外的两条路里长出来的：一条是外科的路（保护病人），一条是公共卫生的路（保护健康者）。而在这三条路都还没有汇合的年代，口罩这个形状已经出现了，理由还没有。

换句话说：十九世纪末的口罩是一件「形状先于理由」的器械。它的材料（多层纱布）、它的佩戴方式（用带子系在脑后）、它的关键参数（层数与孔隙）都定型了，但「它到底防住了什么」这个问题，要等到 1897 年一个具体的实验设计出来之后，才第一次有了可以被检验的回答。

卷二苏萨诺与外科口罩（1897—1919）

四、1897 年：布雷斯劳手术室里的一块纱布

1897 年，布雷斯劳（今波兰弗罗茨瓦夫）大学外科主任约翰内斯·冯·米库利奇-拉德茨基做了一件在今天看来极其朴素的事。

当时的手术室已经全面转向「无菌术」（asepsis）：不再靠消毒剂杀死伤口里的细菌，而是在一开始就防止细菌进入。问题在于，无菌是一桩「全有或全无」的事——施利希与施特拉萨引米库利奇自己的话：消毒法尚有几分宽容，而无菌术一旦失守，「在伤口处理上犯下的一点点小错，会以比过去严重得多的方式回来找外科医生」。

那么，哪些东西可能是污染源？器械、敷料、手术衣，都已被一一处理过。剩下的一个缺口，是外科医生自己——他的呼吸、他的口鼻、他说话时喷出的东西。米库利奇在布雷斯劳已有一个习惯：手术中几乎不说话，必要的交流靠手势完成，因为「最后总还是得时不时说上一句话」。^[5]

给出实验方法的是他的同事、同校卫生研究所所长卡尔·弗吕格。弗吕格用一种无害但菌落鲜红的指示菌——红色 prodigiosus 菌（后来被重新命名为粘质沙雷氏菌）——做飞沫实验。他让受试者对着一定距离外的琼脂平板大声说话、咳嗽，然后数平板上长出的红色菌落。这个方法在弗吕格手里已经用了好几年，测量对象是飞沫在各种条件下（密闭房间、开放空气、说话、咳嗽、打喷嚏）能带多远、带多少。

米库利奇请弗吕格把这一套搬到手术室来看看。两人一起确认：外科医生口鼻发出的飞沫，是手术室无菌状态上的一个缺口。米库利奇的解决办法是戴一块遮住鼻、口和胡须的纱布，他称之为「口部绷带」（Mundbinde）。他后来描述自己与同事戴上它之后的样子，说「现在我们戴着它呼吸，就跟街上戴着面纱的女士一样轻松」。

纱布口罩的防护效果随后由米库利奇的助手威廉·许贝纳在实验室里做了量化。他要求同事用力漱口，让口腔里充满指示菌的悬浊液——那液体的味道据记载「像发酵鲱鱼汤的盐水」，吞下去令人作呕——然后头略微倾斜，对着下方一定距离处的琼脂平板大声数数，一直数到五百五十，同时改变说话的音量与语速，逐一试验不同的滤材。结论是：需要双层纱布才能挡住这些细菌。

这套口罩被介绍到美国的方式很能说明问题。1898 年，一位美国外科医生威廉·威廉姆斯·基恩读到米库利奇关于手术手套的论文，便写信去索要实物——米库利奇把手套和口罩一起寄了过去。基恩这样描述他收到的东西：

「一块用两根带子系在帽子上的纱布，横扫过面部，把鼻、口和胡须都盖住。」 引自 Schlich & Strasser 2022 正文第 29 段所录基恩 1898 年的描述

这段描述之所以值得逐字抄下来，是因为它同时说明了三件事：口罩的形制是「纱布＋两根带子」，用途是遮住鼻口与胡须（十九世纪后半叶胡须重新流行，布雷斯勒的两位主角都留着胡子），而它是被当作一件与手套配套的器材寄给同行的——在当时人的观念里，它属于「防止术者的手污染病人」这一整套无菌器械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件独立的防护用品。

五、三个匈牙利人的名字，和本文查不到的那一栏

本卷标题中的「苏萨诺」，在中文与外文文献里通常被写作一个带匈牙利语特征的姓氏，指的是 1897 年在《柳叶刀》上发表口罩论文的三位匈牙利医生中的一个。这一段历史在二手叙述中相当流行，但流传的拼写彼此不一，机构归属也各说各话。

本文为核实这一处，做了六轮检索，结果如下：

1. 以「Szusomething」为词在 Europe PMC 全文库检索并加「Lancet」限定，命中 0 条；
2. 以「Flu M」加「Kolozsvari」为组合在 Europe PMC 全文检索，命中 0 条；
3. 以「Kolozsvari」为词全库检索，命中 346 条，但无一条与 1897 年的口罩论文相关；
4. 以「Protective masks」加「1897」加「Lancet」检索，命中 2 条，均非该论文；
5. 在 OpenAlex 以「Szusomething」检索，作者与作品条目数返回 0；以「Protective masks」加 1897 年过滤检索，返回的 25 条全部与该论文无关；
6. 在 Crossref 以作者名加年份过滤检索，返回条目与该论文无关；并尝试直连 archive.org、维基百科原始页与 HathiTrust 目录接口，三者均被网络隧道阻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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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不受姓名问题影响：1897 年的确出现了三篇（至少三篇）由匈牙利医生署名的口罩论文。其中一篇讨论的是防止手术中创口受感染，另两篇讨论的是防止飞沫传播疾病——这两件事被放在同一组论文里，说明当时写信的人认为它们是同一个问题。而这个认知的分水岭，正是米库利奇与弗吕格在布雷斯劳所做的事：他们用同一个实验方法（红色菌落计数）同时回答了「病人会不会被术者感染」和「健康者会不会被病人感染」两个问题。

这句话是理解本卷全部后续史实的枢纽。在 1897 年之前，「保护病人」与「保护自己」是两件事；在 1897 年之后，它们第一次共用了一个技术方案——一张贴在脸前的、可以数出过滤效率的多层纱布。

六、1900—1910：外科界实际用到了什么程度

现在可以回答那个通常被含糊处理的问题：1897 年之后的二三十年间，外科界到底用不用口罩？

施利希与施特拉萨统计了欧美医院 1863—1969 年间一千余张手术团队实景照片，得出的结论是：1923 年，超过三分之二的手术医生戴着口罩；1935 年，多数医生戴着。换句话说，口罩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里，是一个「有人用、有人不用」的状态，而不是一个制度。^[7]

为什么会有这么长的滞后？答案在同一篇论文里写得很清楚：口罩是「一种局部的行规」，每个科室各自形成自己的习惯。

施利希与施特拉萨举了几个实例：在柯尼斯堡（今加里宁格勒），米库利奇的继任者采纳了他的棉手套，但不戴口罩；在柏林策格尔大街的贝格曼外科医院，尽管 1906 年的一幅庆贺画作把高压灭菌器、手术衣等无菌器械画得齐全，画上既没有口罩，也没有手套和帽子。1910 年，一位美国外科医生在教科书里写道，手术口罩只在特殊情形下推荐——比如外科医生自己得了重感冒，或者按一位同行的说法，当主刀「像豹子那样长着胡须、患着咳嗽性鼻炎、说话时向无边的宇宙喷洒」，或者「习惯于对创口窃窃私语」。^[8]

更有意思的是器械商的反应，它是这条线索最经济的一条证据：1906 年，Down Brothers 的外科器械目录里没有一件防护口罩；1910 年，同一份目录里出现了五种「手术时使用的面部口罩」。四年之内，一种器材从目录里完全不存在变成有五个型号在售——这是市场对需求最诚实的记录。

同一时期，口罩开始被改造成别的形状。1904 年，英国外科医生伯克利·莫伊尼汉在他的腹部外科教科书里描述了一种固定在眼镜框上的面罩，理由是实验已经充分证明「日常交谈中会有相当距离的唾液微粒被喷出」，更糟的是「唾液里含有大量微生物」——按一位著名细菌学家的话说，在这方面「唾液比伦敦最糟的污水还糟糕」。

1899 年，柏林夏尔ité医院的伯恩哈德·弗兰克尔教授则做了一件方向完全不同的事：他参照麻醉用的氯仿面罩设计了一种带金属网格骨架的刚性口罩，供结核病人佩戴，以免他们把结核杆菌撒进周围环境。他还在口罩上润以松针油与薄荷油，好让病人觉得戴上它还有治疗上的好处——他自嘲说，人总是更愿意为了对自己有好处的事而付出努力，而不是为了对别人有好处的事。^[9]

七、反对者的三类理由

口罩在 1897 年之后遇到的反对，并不是一种反对。至少可以分成三类，每一类的落点完全不同。

第一类：方法学反对——你的实验设计测不到你想测的东西

这一类最硬。1884 年的德凯纳已经开过这个口子：细菌「再聪明也会找到另一条路」。到了 1897—1898 年，反对者的论据升级为实验方法本身的效力问题。弗吕格的红色菌落模型是当时的标准做法，但一位在吉森诺的加夫基细菌学实验室工作的研究者提出：口罩上的病原体会在口罩里干燥，然后重新感染戴它的人。值得注意的是，连他也在科赫式细菌学的框架内作反对——他没有说口罩没用，他说口罩可能有害。^[10]

第二类：策略反对——你把资源用错了地方

这一类在 1918 年由库克县传染病医院院长兼拉什医学院内科学教授阿奇博尔德·霍因提出：不要把口罩当成万灵药，不要为它牺牲其他更重要的预防措施，尤其是洗手。

霍因不是孤例。施利希与施特拉萨指出，1930 年代在芝加哥工作的爱丽丝·汉密尔顿（今天被视为职业卫生学的先驱之一）曾同时在两条战线上工作：她在 1905 年报告了猩红热与外科脓毒症的飞沫感染实验，得出的结论是猩红热病人应当戴纱布口罩以保护他人，护士与外科医生应当戴口罩以保护手术台上的病人——此时口罩已经是「双向」的；而在 1910 年的美国结核病诊所里，护士、医生与病人一起戴口罩，理由也同样始终指向弗吕格的实验。^[11]

第三类：策略性反对——这整套东西从根上就不对

这一类最有哲学意味，出自维也纳与柏林的资深外科医生亚历山大·弗伦克尔。他于 1898 年嘲笑那身无菌装束是「一整套以伤口绝对无菌为口号的手术服：帽子、口罩、面纱」，并认为这种把一切押在细菌上的做法本身不科学。他的理由是：创口愈合还取决于局部条件、宿主（人或实验动物）及其组织的状况——挫伤、异物、过量积血都会造成「感染的倾向」；而且伤口常常在细菌大量存在的情况下愈合得很好。因此，把全部注意力放在「污染」上而忽略愈合过程与身体本身的恢复能力，是错的。

施利希与施特拉萨给弗伦克尔的定位很中肯：他的批评代表了当时并存的另一种思路，因此米库利奇的策略只是众多可行路径中的一种，而不是唯一正确的路径。^[12]

把这三类反对摆在一起，就能看出 1918 年那场大争论的预演结构：方法学层面争「测不测得准」，策略层面争「该不该用」，哲学层面争「这套世界观对不对」。2020 年的同一场争论几乎逐条复现了这三层。

卷三伍连德与鼠疫（1910—1913）

八、1910 年冬天的奉天

1910 年 10 月，一场后来被称为「满洲大鼠疫」的肺鼠疫在东北爆发。一篇 2022 年的医学史综述把它记在满洲里：首例出现于紧邻中俄边界、靠近中东铁路的满洲里城，10 月 27 日哈尔滨一带也发现病例；病原体被认为来自旱獭（tarbagan marmot）。当时德国化学工业开发出新染料，能把廉价旱獭皮加工成仿貂皮、仿水獭皮与仿紫貂皮，毛皮贸易迅速扩大，大批外来猎户涌入，他们不像本地猎户那样会避开病兽，又挤住在简陋窝棚里。这些条件被该文列为疫情放大的背景。^[13]

这片土地上的铁路分属三方，防疫措施因而也分属三方。1905 年《朴茨茅斯条约》结束日俄战争之后，中东铁路（哈尔滨至长春一段）由俄国控制，京奉铁路（奉天至北京）由中国政府主导，南满铁路（长春经奉天至大连、含安东）由日本控制；三国在各自路界内同时握有军事与民政权力。疫情一起，三方各按自身利益下手，这是理解此后一切措施的地理前提。^[14]

数字有两条并行的记载。2022 年那篇综述写：六个月间死亡逾 60,000 人，病死率近百分之百；到 1911 年 1 月，满洲里、哈尔滨、奉天、长春已记录死亡逾 10,000 人，幸存者极少，单日最多记录 150 例死亡，北京一带感染约每千人 2.25 人。另一篇 2024 年 11 月的人物纪念文字则写「四个月内夺去 40,000 人的生命」。两处分母、时段与来源都不同，本文并列，不合并、不换算（详见考异二的讨论体例）。^[15]

受命前往的是一位剑桥训练的医生伍连德。一篇以档案与谱系为方法的 2020 年代研究记：外务部施肇基（Alfred Sao-ke Sze，1877—1958）举荐了他；他抵达哈尔滨俄控城区外、华人聚居的傅家甸，在当地做了尸检，在显微镜下看到与 1894 年香港鼠疫中北里柴三郎、亚历山大·耶尔森所分离者相同的杆菌，并据此判断这一次是经空气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肺型，而非跳蚤叮咬传播的腺型。2024 年那篇纪念文字把这次尸检称为中国境内第一例，死者是一名日本女性。当时通行的看法仍是鼠蚤传播，伍连德的判断遭到资深同行普遍怀疑。^[16]

最常被后人引用的一桩旁证，是法国医生热拉尔·梅斯尼（Gérald Mesny）之死。谱系学那篇据伍连德自传《Plague Fighter》转述：梅斯尼时任北洋医学堂总办，公开反对空气传播说，未戴口罩进入俄国人的疫病院探视，数日后染疫去世；此事在东北引起恐慌，此后「街上几乎人人都戴着某种形式的口罩」。这段叙述本文按转述层引用，因其所依的自传原文并未单独存档。^[17]

随之推行的几项办法都有档案可追：说服日俄两方铁路当局停运、对未葬遗体实施集体火化（2022 年综述记为获得朝廷许可、并在人体解剖经总统令合法化后进行尸检）、设立隔离与检疫。该综述记最后一例出现在 1911 年 3 月 1 日，到 4 月底宣布疫情结束；谱系学那篇则记疫情在 1911 年 3 月消退、共夺去六万余命，并引锡良（1853—1917）1911 年呈朝廷的奏报，以及当时民众把强制检疫与集体火化称作「四千年来未见之苛政」的说法。本文只取两文一致的部分：铁路停运、火化、隔离、1911 年春消退；具体死亡总数仍按两说并列。^[18]

有一处必须照录而不改：2022 年综述在叙述耶尔森与北里 1894 年香港发现时，把年份印作「1984」；同一段把伍连德生卒记为 1879—1960，而 2024 年纪念文字印作「1839—1960」。两处均为原文排印，本文不替它们订正，也不采用后者的生年。这类排印差异看似琐碎，却是判断一份材料能否承载年份数据的前提。^[19]

九、伍氏口罩：多层纱布夹棉絮作滤芯

名称先作一层交代。这件口罩以设计者伍连德的姓氏得名，中文通行写法是「伍氏口罩」；英文文献作 Wu's mask、Dr Wu's masks。Wu 即「伍」的罗马字拼写。本卷正文、图注与附表一律作「伍氏口罩」，不采用回译时容易相混的同音他姓写法。^[20]

伍连德为防疫设计的那件东西，后来以「伍氏口罩」之名流传。它的做法是用多层纱布把一层薄棉絮夹在中间，让吸入的空气先穿过这道夹层充当滤芯。若借一个今日的比方，它像一件极薄的「纱布棉袄」，只是里头的棉絮比棉袄薄得多——这是本文为便于理解打的比方，不是史料里的原话。可查的形制依据有三条。2020 年一篇口罩史综述逐字写：他在 1910—1911 年鼠疫期间，把在西方见过的外科口罩改造成「layers of gauze and cotton to filter the air」（多层纱布与棉，用来过滤空气），这种口罩被大规模制造。伍连德论著图版 FIG. 29 的原图题作「How the gauze-cotton mask should be worn」，名称本身即「纱布棉口罩」；谱系学那篇亦记作「he designed a gauze cotton mask」（转引 Wu 1926: 397f）。2024 年纪念文字写得更具体一层：他「加了更多层、更多纱布，并想出更好的系带办法，以阻止病菌进入」，并附一幅口罩图示。^[21]

伍氏口罩的确切层数与夹层顺序，现存可查的一手与权威文献未见明确记载；佩戴组与对照组的可引发病数字亦未见著录。「纱布夹棉絮」系据上述定性材料合读，非某一处原文的逐字转录，故不标举层数。可查者为上文两处定性描述（多层纱布与棉、加层与改系带）、这幅图版，以及谱系学那篇的一句判断——它说伍氏口罩的形制近似世纪之交手术室里的外科口罩，但「这是纱布口罩第一次被用于防疫」（转引 Lynteris 2018: 444）。

另有一处容易混淆的材料：2020 年世界卫生组织关于织物口罩的建议里确有「至少三层不同材料」的表述，那是 2020 年的织物口罩规格，与 1910 年的伍氏口罩不是同一件东西，本文不把它移来充作伍氏口罩的层数依据。同样，谱系学那篇明写当时传播途径与口罩效力都尚有争议（转引 Farrar 1912: 15f；Wu 1926: 395），因此本文也不写任何「当时已证明有效」之类的话。^[22]

能确定的反倒是这件东西的位置变化。谱系学那篇把 1910—1911 年称为现代纱布口罩「诞生」的场合：细菌学理论约在 1900 年前后经译书进入中国并成为主导，使「以口罩挡住空气传染」变得可以设想；而让它从设想变成行政措施的，是强制检疫、集体火化、铁路停运这一整套自上而下的部署。口罩不是单独被发明出来的，它是被安进一套制度里之后才成立的。^[23]

十、1911 年 4 月：奉天的万国鼠疫大会

1911 年 4 月，奉天（今沈阳）召开万国鼠疫大会。2022 年综述称它是中国境内第一次国际科学大会，出席者来自美、英、德、法、意、墨、荷、奥匈、俄、日、中十一国，正式代表三十三人；北里柴三郎主持了部分会议，伍连德任大会主席。同文列出几位代表：美国的理查德·斯特朗（1872—1948）、俄国的丹尼尔·扎博洛特内（1866—1929）、英国的雷金纳德·法拉尔（1861—1921）。2024 年纪念文字则写十一国流行病学家与会、伍连德被推举为大会主席。^[24]

合影本身是一件可以逐字读的史料。图注分三栏列出各国代表：前排有法国的布罗凯、意大利的加莱奥蒂、美国的斯特朗、俄国的扎博洛特内、日本的北里、中国的伍连德（注明 President）、德国的马丁尼、奥匈的沃雷尔与日本的柴山；中排有哈夫金、格雷、法拉尔、方、藤浪、阿斯普兰（注明 Medical Secretary）、克里斯蒂、全、下濑与美国蒂格；后排有佩特里、迪朱拉、西尼奥雷利、库列恰、斯坦利、希尔、王与沙巴内。本文照录其中可辨的部分，不为凑齐人数而补字。^[25]

大会讨论的题目，2022 年综述概括为传播方式、无症状病人与「超级传播者」，并记大会促成了 1912 年北满防疫处的设立，称这是中国第一次以成建制的西医机构来承担防疫。本文另存有两份相关著录：1913 年北满防疫处首份报告，与 1927 年伍连德《肺鼠疫论》（A Treatise on Pneumonic Plague）的 PMC 页面，但两次查阅都只取到 NCBI 站点页眉，正文与影像未取得；因此本节不引这两份书里的任何字句，只登记其存在。^[26]

两节并观，可见一条清楚的分界：1911 年 4 月以前，纱布口罩是一件由个人设计、靠行政力量摊派下去的器物；这次大会以后，它开始被写进跨国机构的议程。而写下议程的人，在此后近一个世纪里，并不与手术室里那些争论口罩的人、也不与矿井里测漏过率的人共用同一套标准。

卷四1918 年大流感与口罩的失败（1918—1920）

十一、1918 年 9 月 28 日：费城的自由公债游行

1918 年 9 月 28 日费城自由公债游行的参加人数、当日新增病例与游行后两周的死亡数，现存可引的一手记载俱缺，故不列数字；所据文献中「September 28」「Sept. 28」等写法亦未见命中。可追的是这一年在方法上如何被后来的人处理。

2007 年一篇刊于《美国科学院院报》的研究，把 1918 年美国各城的干预时点与每周死亡率拟合成模型。它明写一项未被纳入模型的外生变化：「自由公债游行或停战日游行期间人员混合增加」以及季节性，都可能导致传播率出现无法归因于干预的起伏；作者同时指出美国季节性流感常在 1 月达峰，故小幅第二个峰未必能由干预解释。换言之，大型集会在后来的复盘里被当作干扰项，而不是被当作一项可测量的措施。^[27]

这项研究把 16 座城市列入有近乎完整干预时点数据的分析：亚特兰大、巴尔的摩、芝加哥、福尔里弗、印第安纳波利斯、堪萨斯城、密尔沃基、明尼阿波利斯、纽约、纽瓦克、费城、匹兹堡、旧金山、斯波坎、圣路易斯与华盛顿；另有波士顿、布法罗、底特律、罗切斯特、圣保罗、西雅图、托莱多七城只有干预起始日期。费城与西雅图都在这份名单上，但两地进入模型的份量并不相同。^[28]

宏观一侧，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国家个人防护技术实验室的《呼吸防护史百年》记：1918 年 3 月美国报告首批流感症状；仅 1918 年 10 月一个月，流感在美国致死 195,000 人，并由此引出旧金山卫生局建议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1919 年初疫情开始回落，全球约 5,000 万人死亡，其中美国 675,000 人。这些是该网页给出的口径，本文照录其数字与出处，不与其它统计合并。^[29]

把这三组材料摆在一起，其位置就清楚了：一个被反复讲述的具体日期、一份把大型集会列为混杂因素的八十九年后的模型、以及一组机构给出的月度与全球总数。三者量级不同，不能以其中一组补另一组的空缺，亦不能据「游行」二字推演当日场面；无可引数据处，宁付阙如。

十二、1918 年 10 月 22 日：旧金山的第 5068 号议案

旧金山这一段的史料，主要来自一篇 2020 年刊于《医学人文透视》的考据文章，作者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布赖恩·多兰。他逐处引用《市政纪事》（Municipal Record）、《旧金山纪事报》、《旧金山考察家报》与《奥克兰论坛报》的原刊页码，本文据此转引，并保留其页码。

多兰记：1918 年 10 月，市卫生官威廉·哈斯勒医生在《加利福尼亚州医学杂志》撰文谈「流感形势」，10 月 10 日《市政纪事》第 329 页转载，提醒医生报告新病例及其接触者，并写病人与照护者「应被提醒打喷嚏与咳嗽之事，因为飞沫感染是传播本病的直接途径」。文章墨迹未干，一周后卫生局报告市内 1,654 例，月底超过 7,000 例，全州已逾 60,000 例。10 月 18 日，学校、教堂、酒吧与商户一律关闭。^[30]

再下一步是 10 月 22 日：市长詹姆斯·罗尔夫签署第 5068 号议案，即《口罩条例》。多兰抄录了条文关键句——任何出现在公共场所的人，「除进食时外，须在鼻与口上佩戴口罩或遮盖物，其材料为四层的所谓黄油布（butter cloth）或细网纱布」；违者罚款 5 至 100 美元，或监禁不超过 10 天。他称这是加州第一项把预防性健康的公民责任写成强制的干预。本文标题里「罚则写着四层细纱」，指的正是这一句。^[31]

配合条例的是一轮广告与劝募。多兰引 1918 年 10 月 25 日《旧金山考察家报》的红十字会广告：「一层纱布口罩对流感有 99% 的防护」（原文「A gauze mask is 99% proof against influenza」），并说不戴口罩者是「危险的逃避者」（a dangerous slacker）。这是当年的广告用语，不是本文对口罩效力的判断；本文只在考异里把它作为一种说法并列（见考异二）。同一时期，市内药店的纱布售罄，红十字会借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座体育馆招募志愿者缝制口罩，当地牛仔布厂把布料改作面罩。^[32]

执行一端也有数字。多兰记：警察起初开 5 美元罚单，随后逐日加码；某个「特别不顺从的星期六」有 700 人因未戴口罩被捕，《旧金山纪事报》写「市监狱人满为患，警务法官不得不连夜并在周日开庭清理积案」（1918 年 11 月 22 日）。11 月 6 日，伯克利市议会收到一份要求撤销口罩条例的请愿，全文很短：「作为选民，我们下列署名者谨此抗议佩戴口罩，因为它不卫生。」^[33]

十三、1918 年 11 月：庆祝摘口罩的人，和他们后来做的事

接下来的六个星期，是 1918 年口罩史里最常被复述的一段。多兰按报纸日期逐日排：10 月底哈斯勒称市内流感「正在消退」；全美各地官员电报询问旧金山用了什么办法，哈斯勒回电两个字——「纱布口罩」；《市政纪事》1918 年 11 月 7 日第 356 页记「全国大多数大城与市镇正仿效旧金山，通过强制佩戴口罩的条例」。11 月 13 日，全市仅报 6 例新病例，监事会据此认为「疫病流行实际上已经结束」。^[34]

11 月 21 日中午，一声汽笛响过，人们摘下口罩。多兰引《旧金山纪事报》：四周「戴口套的苦日子」结束，有人一把扯下口罩，「那一拽几乎扯破了自己的耳朵」；次日头版刊出十四名女性的大幅合影，配文说这些是「藏在纱布『流感』口罩后面一个月、如今重见天日的快乐面孔」。同一篇报道又补了一句：疫情看似「差不多过去」，但「宜」把条例维持到「病根一丝不剩」为止。^[35]

数字随后掉了方向。多兰记：截至 11 月 23 日的一周，旧金山报 164 例新病例，监事会却把这当作疫情已被「彻底扑灭」的依据；至此全州累计报告 150,615 例，旧金山 23,786 例。州卫生局随后宣布撤销全部限制，只保留一条——「与流感病人密切接触者仍须戴口罩」。12 月第一周，旧金山报 722 例新病例；第二周再报 1,517 例。哈斯勒同期给出的对比是：1917 年 10 月全市死亡 537 人、1918 年 10 月 2,011 人；1917 年 11 月 567 人、1918 年 11 月 1,346 人。12 月 4 日，卫生局部分成员在市长办公室召集紧急会议，到会的还有「一个由市中心商人组成的委员会」。^[36]

1919 年 1 月 17 日，市长罗尔夫签署新的强制口罩市政条例。多兰记监事会就复订展开表决，哈斯勒放话：若监事会拒绝就复订投票，将「采取激烈行动」维护公共卫生；尤金·施密茨与查尔斯·纳尔逊是仅有的两位投票反对口罩措施的监事，二人后来被邀为反口罩联盟集会的重点发言人。1 月 20 日，一个自称「反口罩联盟」的团体在筹备会上选出全套职员：会长 E. C. 哈灵顿夫人、秘书威廉·尼隆夫人、司库伊丽莎白·库克小姐，以及数位副会长；1 月 25 日在 Dreamland Rink 举行公开集会，《旧金山纪事报》当日第 4 版刊出召集启事。^[37]

多兰此文最值得记下的，是他把组织者逐一查了出来：清一色是女性，且领头的哈灵顿夫人是律师、妇女参政论者与民权活动者，1911 年因丈夫任旧金山选举登记官而成为湾区第一名登记女选民。他据此提出，这些抗议「可能更多出于政治动机而非医学动机」。本文照录这一判断的作者归属，不把它改写成定论。^[38]

十四、1919 年 2 月：西雅图的一次投票

1919 年 2 月，表决这件事在两座城市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形态，两者并列，不混为一谈。

第一种是市政表决，发生在旧金山，时间其实在 1 月：监事会就口罩条例复订投票，两票反对，已见上一节。第二种是工会表决，发生在西雅图。本文存有一份 1919 年 2 月的总罢工公告原件，标题「ANNOUNCEMENT OF STRIKE」，正文写明「西雅图全体工会工人的总罢工，已于劳工大厦星期日的一次会议上确定」，并把总罢工时间定在「1919 年 2 月 6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公告记有派往塔科马金属行业委员会与中央劳工委员会的十五人委员会、负责拟定方案的执行委员会、由约 110 个地方工会代表组成的会议，落款为「W. F. DELANEY, Chairman Publicity Committee」。^[39]

1919 年 2 月西雅图是否就口罩令举行公民投票，现存一手材料未见记载，故票数与提案编号俱缺，罢工公告亦不能视作公投记录。可查的关联只有两条。其一，2007 年 PNAS 那项研究把西雅图列入「只有干预起始日期」的七城之一，没有该市完整的干预时点序列。其二，一篇 2023 年研究 1918 年疫情中通信与交通网络的文章，引当年报纸标题《Seattle Ordered to Wear Masks to Prevent Malady》（1918），把西雅图的口罩令与「有轨电车上拉开乘客间距」的同类做法并列；文中还记圣保罗「hello girls」电话接线员罢工被卫生部门斥为「近乎犯罪」一类的争议。这些是网络史视角下的旁证，不是投票记录。^[40][40]

把 1919 年初这几件事按时间摆开，会看见一个不再由单一措施主导的局面：1 月旧金山在议会里争口罩，2 月西雅图在工会里争罢工，而 2007 年的模型后来给出的结论是，1918 年那些限时措施之所以收效有限，往往是因为「介入太晚、解除太早」。表决能决定一条条例的去留，却难以决定一条曲线在哪个星期转弯。^[41]

十五、1920 年：一篇把自己否掉的实验

1920 年 1 月，《美国公共卫生杂志》第 10 卷第 1 期刊出一篇论文，题名直译是《纱布面罩效力的实验研究》，作者 W. H. 凯洛格与格雷斯·麦克米伦，页码 34 至 42，DOI 为 10.2105/ajph.10.1.34。本文取得的是 Crossref 著录摘要与 Europe PMC 条目，未见原刊全文与影像——Europe PMC 条目明确标为 inEPMC: N、inPMC: N、hasPDF: N、isOpenAccess: N。^[42]

摘要原文值得逐字抄下，因为它是同期最直白的一次自我否定：「据凯洛格医生的意见，口罩尚未被证明有效到足以支持为控制流行病而强制施用；他对各种纱布做了一番细致研究。这项研究在性质上是科学的，必要的因素一个不漏。它应当可以了结关于公众用口罩这个久争不决的问题。」（原文：「Masks have not been proved efficient enough to warrant compulsory application for the checking of epidemics...」）写这段话的人，正是以纱布为对象做实验的人。^[43]

同一时期并非只有一种判断。2020 年一篇口罩史综述记：1919 年，乔治·H·韦弗提出，照护白喉病人的人若佩戴「双层纱布」口罩，染病率可显著下降；他还要求口罩每次使用之后仔细消毒。1937 年 J. S. 戴维斯则明确主张手术口罩不应只遮口，还要遮住医生与护士的鼻。三项说法的年份、对象、病种与措辞都不同，本文并列，不裁定（并见考异二）。^[44]

另有两份相关著录本文也一并登记：1919 年 7 月《加利福尼亚州医学杂志》第 17 卷第 7 期 228—231 页有一篇署名 W. H. Kellogg 谈流感控制方法的文章（PMC 页面已查阅，含该刊 1919 Jul;17(7):228–231 的著录信息）；以及一份 1928 年《预防医学》相关条目的检索结果，正文为空。前者本文只登记题名与卷期，不引其内容；后者因无正文，不采用。^[45]

1920 年这篇论文的位置，要放到本卷的结构里才看得清：1897 年那块纱布是为了保护台上的病人，1910 年那副纱布棉口罩是为了在疫区拦住飞沫，1918 年那张条例把佩戴写成罚则，而 1920 年这篇文章第一次用实验语言问了一句「强制到底值不值」。问题一旦被这样提出，此后一百年里就没有真正收回去过——本卷卷七最后一章与考异四里那几种互相顶撞的结论，都是这一问的后代。

卷五职业防护的另一半（1919—1950）

十六、1910—1920 年：矿务局的第一个认证计划

本卷从这一节起把镜头从手术室与市政厅移到矿井。这一条线的起点，是一份机构史：美国内政部于 1910 年 7 月 1 日设立矿务局（USBM），目的是应对矿工的高死亡率。1919 年，该局启动了全美第一个呼吸器认证计划；数月之后的 1920 年 1 月 15 日，这个联邦机构认证了第一具呼吸器。CDC 国家个人防护技术实验室把这一天当作此后「呼吸防护百年」的起算点。^[46]

认证不是从防尘口罩开始的，而是从供气式装备开始的。1919 年 3 月 5 日，矿务局发布第 13 号规程（Schedule 13），全名《建立许可自携式氧气呼吸器名录之程序》，为自携式呼吸器定下第一套人体试验与认证规程。同期该局已有氧气呼吸器（1919）、防毒面具（1919）与软管面具（1927）的标准；1937 年又扩充软管面具的测试范围，纳入包括 CE 型喷砂呼吸器在内的多种供气式装备。^[47]

1920 年 1 月 15 日获认证的那具装备是吉布斯呼吸器。CDC 网页记：1920 年由 MSA Safety Company 制造，是一具闭路自携式呼吸器，靠压缩氧气供气、以碱石灰罐去除二氧化碳；美国海军希望有一种可与矿工逃生用装备相当的呼吸器，遂有此项发明，并以矿务局工程师 W. E. 吉布斯之名命名；该装备原为矿用设计，后来成为第一具获准用于工业作业的呼吸器。本文照录这些机构与器名，因它们是该网页给出的可查事实。^[48]

把这条线推向标准化的，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毒气。CDC 网页记：氯气、光气与芥子气造成约 130 万伤亡、约 9 万人死亡，约占该次战争全部伤亡的三成；美国陆军部请矿务局制定防毒面具标准，而当时的作战装备里并无呼吸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列装）。1918 年 5 月 20 日的《奥弗曼法》一度把呼吸防护研究的主导权交给陆军，时间不长，矿务局随即收回矿用安全研究的主职，并发布第 14 号规程《建立许可防毒面具名录之程序》专管军用防毒面具认证。1941 年该局补入「面罩密合性测试」，用以检出可见泄漏并检验佩戴者活动是否受限。^[49]

1940 年 8 月的一份矿务局情报通报（IC 7130，第 5 页）把当时所有呼吸装备的「四项基本要求」写得很朴素，值得逐条抄：一、须给出足够的防护；二、须相当舒适且便于身体活动；三、须提供可接受时长的防护；四、须以耐用材料制成。请注意这里用的是「足够」，不是任何百分数——过滤效率要变成一个可测的数字，还得再等十几年，见卷六第一节。^[50]

十七、1934 年：一份粉尘标准，与一场隧道里的死亡

1930 年代初，西弗吉尼亚州高利桥附近的鹰巢隧道（Hawks Nest Tunnel）水电工程，成为美国工业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之一。2019 年那篇许可史写：据现有记录，隧道工地没有向工人提供呼吸器，许多工人因吸入硅尘而罹患硅肺；确切死亡人数长期无法确定，国会听证定为 476 人，其他来源给出的区间为 700 至逾 1,000 人。CDC 网页另给一组：下井的 3,000 名工人中，死亡约 700 至 1,000 人。三说并列，本文不合并、不裁定。^[51]

这场灾难直接催出了一份标准。两处来源一致：它加速了矿务局第一份防尘／防烟／防雾（DFM）呼吸器许可标准的颁布，即 1934 年编入《联邦法规》第 30 编第 14 部分的第 21 号规程，全名《过滤式防尘防烟防雾呼吸器许可试验程序》。矿务局在 1925、1926 年做过分散质（尘、烟、雾、霭）呼吸器的工作，1932 至 1934 年又集中推进；到 1934 年，该局对认证已经有了成套经验。^[52]

第 21 号规程把呼吸器分型：A 型防机械产生的致尘肺粉尘（游离硅、石棉）与无害粉尘（铝、铁矿、面粉）；B 型防金属烟（铅、锰等）；C 型防不产生有害蒸气的液体雾；AB、AC 等为组合型；D 型兼防粉尘、烟与雾。测试用的是具体的量而不是形容词：A 型在几何平均粒径 0.6 微米的燧石研磨游离硅尘、32 升／分气流下做高浓度与低浓度两项试验；高浓度试验为三具呼吸器各三个 30 分钟段、50±10 毫克／立方米，三具合计穿透不得超过 9 毫克、单具不得超过 4 毫克；低浓度试验为两个 156 分钟段、5±2 毫克／立方米，合计不超过 30 毫克、单具不超过 12 毫克。^[53]

更值得记下的是当时人对「效率」这个词的态度。矿务局卫生处总化学师 H. H. 施伦克 1939 年写道：过滤效率试验基于所谓「安全或许可限值」，据已有数据，每立方米 1 毫克硅尘（约合每立方英尺 800 万颗）被视为可安全呼吸；呼吸器能否获许可，主要看泄漏量，而不看泄漏量与截留量之比。他还留下一句被反复引用的话：「『效率』一词用于颗粒物滤材，若不严格界定测量条件便毫无意义；举个用过多次的例子——铁丝网对鸡是百分之百有效。」另一句是：机械过滤式呼吸器的服务寿命「不基于效率，而基于阻力」。^[54]

密合性在那时已经是可看的东西。该文记「直接泄漏人体试验」：选胖、中、瘦三种脸型的三名男子，在煤尘室里运动，用牙签插进面罩边缘故意造漏；照片上白色煤尘条纹会沿缝隙爬进鼻孔，中间那位密合良好者鼻前没有粉尘流。机械气流阻力测试则定在 85 升／分，代表很高的呼吸速率。1941 年的面罩密合性测试与这类人体试验，是 1995 年那套适合性检验规程最早的祖宗。^[55]

十八、两条谱系为什么在这里没有合流

到 1950 年前后，本卷的两条主线其实已经各自长成，却仍互不相识。把它们并排看，差别不在材料，而在提问方式。

外科与公共卫生这一条问的是：术者或病人呼出的飞沫，会不会把微生物带到创口或另一个人身上。它数的是琼脂平板上的菌落、创口感染率、疫情曲线、市议会里的票数；它的制度形态是手术室行规、防疫部署与市政罚则。职业防护这一条问的是：粉尘会不会被吸进肺里。它量的是许可浓度、漏过质量、呼吸阻力与滤材加载后的服务寿命；它的制度形态是认证规程、试验台与人体试验。^[56]

CDC 网页里有一句几乎是明说的旁证：1918 年那场大流感「显示出医疗场所需要更多呼吸防护与研究」，但「当时研究者仍主要把注意力放在矿业的呼吸防护上」。两个行当的经费、实验台与评判标准，在 1920 至 1950 年代几乎没有交集。1940 年代的工厂照片是这一分野最好的注脚：装备是面屏、橡胶半面罩与护目镜，服务对象是工人自己，而不是躺在台上的病人。^[57]

1955 年，第 21 号规程修订为 21A（仍在第 30 编第 14 部分），第一次为「用后即弃的单次使用滤材」与「按厂说明清洁后可重复使用的滤材」分别写出批准条件；获批的呼吸器分成两类：防尘肺（pneumoconiosis）类，与防不比铅更毒的粉尘类。1965 年的 21B 又扩了四项：把认证扩展到防毒性显著高于铅的尘／烟／雾；允许分散质过滤器与其它类型呼吸器组合认证；修订试验以提高精度与速度；修订检验与试验收费。^[58]

还有一处细节能说明两边连「分类」的依据都不一样。2019 年那篇许可史解释：当时定颗粒呼吸器类别用的两个术语，源自采样方法——若用小型冲击瓶或格林伯格-史密斯冲击瓶采样，结果按每立方英尺百万颗粒（mppcf）报；若用滤纸称重法，结果按毫克／立方米报。同一片车间的空气，因量法不同而被写进两套单位里。外科那边数的是菌落，职业这边称的是毫克，两套数字之间没有换算表。^[59]

卷六工业呼吸器与 N95 的诞生（1950—1980）

十九、1950 年代：过滤效率怎样变成一个可测的数字

「1950 年代」，指的是效率这个概念被试验条件逐步夹紧的一段过程，而不是某一年忽然出现了一个数字。1939 年施伦克已经说过，脱离测量条件谈效率毫无意义；把条件逐项固定下来，是此后二十年的工作。

1955 年的 21A 规程里，有一项与「效率」直接相关的人体试验：防烟类呼吸器须配有机蒸气滤盒，并由 15 至 20 人通过乙酸异戊酯（香蕉油）适合性检验。许可史引矿务局卫生研究处助理处长 S. J. 皮尔斯的换算：在 1%（10,000 ppm）氨气或 2%（20,000 ppm）光气环境中，若面罩泄漏到佩戴者「能明确嗅出」气味，其对应效率分别是 99.5% 与 99.995%。请注意这两个百分数是从嗅阈反推的算术结果，不是滤材的实测效率；原文如此，本文照录其推导性质。^[60]

1965 年的 21B 加进了高效颗粒空气（HEPA）滤材这一类别。该文记：首批 HEPA 呼吸器须以 0.3 微米邻苯二甲酸二辛酯（DOP）气溶胶测试，滤材效率不低于 99.97%，其判据与 1972 年颁布的第 30 编第 11 部分里的 DOP 试验相同；防放射性核素 progeny 的呼吸器还须通过 0.2 微米荧光素钠机械试验，以及乙酸异戊酯与 DOP 定量适合性检验。文中并说明：0.3 微米在若干气流条件下恰是最难被过滤、最易穿透的粒径；二战曼哈顿计划期间 Arthur D. Little 在 1940 年代初设计了最早的 HEPA 滤材，而 HEPA 获批则要到 1965 年。^[61]

这些数字之所以能够成立，靠的是仪器。NIOSH 后来资助并开展了研究，支持「可测量最易穿透粒径瞬时穿透率」的仪器技术商业化；1960 年代末至 1970 年代初膜滤采样法的引入，也让石棉采样与暴露评估得以把暴露—反应关系刻画得更细。CDC 网页把这一段写得很清楚：在那之前，呼吸器做过防护测试，但「防护水平不受规制」，既没有设阈值的标准体系，也没有在制造环节负责的监管主体。^[62]

这里可以回答本卷一开始那个「形状先于理由」的问题了：1897 年的纱布口罩，形状、层数、系带都齐了，理由要等一个实验设计；到了 1960 年代，理由反过来开始改写形状——滤材折叠打褶以增加面积、降低阻力，阀门要设「死腔」防止呼气阀内漏，连佩戴者戴眼镜会不会破坏密合都被写进试验（皮尔斯记：在 1% 氨气中，市售全面罩一旦被眼镜腿垫起，佩戴者都能嗅到明显气味）。效率一旦变成可测的数字，整件器械都得按测量条件重做一遍。^[63]

二十、1970 年：一项法令，和两个从此并列的机构

1969 年《联邦煤矿健康与安全法》之后，1970 年的《职业安全与健康法》（Williams-Steiger，1970 年 12 月，1971 年生效）设立了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与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所（NIOSH）。CDC 网页引该法国会认定原文：因工作情境而起的人身伤害与疾病，以产量损失、工资损失、医疗费与伤残补偿的形式，「对州际商业构成实质负担与阻碍」，并称立法旨在保全「人力资源」。两个机构从此在同一部法令里分工：一个定标准、一个做研究。^[64]

随后是一串可以把年份和机构一一对应起来的变动。1971 至 1973 年，29 CFR 1910.134 第 (b)(11) 段要求在允许使用呼吸器的场合实施完整的呼吸防护计划，且呼吸器须由内政部矿务局或农业部批准。1972 年，第 30 编第 11 部分颁布，把各类呼吸器的许可要求收在一处。1973 年 3 月，该部分正式变更，把测试与申请受理从匹兹堡的矿务局移交给西弗吉尼亚州摩根敦的 NIOSH。1973 年 7 月，内政部另设矿业执法与安全局（MESA），把包括呼吸器许可在内的多项职能交由它承担，许可遂由 MESA 与 NIOSH 联合签发。1977 年，依据 1969 年 12 月 30 日批准、载于《美国法律总汇》第 83 卷第 742 页的第 91-173 号公法，MESA 的监管职责转给劳工部下属的矿山安全与健康管理局（MSHA），此后由 NIOSH 与 MSHA 联合签发许可。^[65]

OSHA 一侧的时点也能逐条列出：1979 年 2 月 9 日，29 CFR 1910.134 被确认适用于建筑业（《联邦公报》第 44 卷第 8577 页）；CDC 网页并说明，在这些标准被 OSHA 采纳之前，危险环境中呼吸防护器具的多数指导属于「建议性而非强制性」。1998 年 1 月 8 日，新版 29 CFR 1910.134 发布，取代 1972 年的原始标准，把海事、建筑与一般工业的呼吸器使用规程统一起来；该网页特意指出，这一版并未包含医疗场所呼吸防护的更新，医疗行业当时仍在同一条文下运行。^[66]

把两个机构并列的后果，放到本卷的结构里才显出来：N95 不是一个医学命名，而是一次认证制度换轨的产物。它归 NIOSH 管，按滤材效率分级，与医院里那块「防止术者污染创口」的纱布口罩在行政上分属两处。这条分界线，到 1990 年代结核病房里才会第一次被医护人员正面撞上（见卷七第一节）。

二十一、N95 这三个字符的来历

1994 年 5 月，NIOSH 发布拟议规则，载《联邦公报》第 59 卷第 26850 页。2019 年许可史概括其内容：以 NIOSH 的公共卫生要求（第 42 编第 84 部分）取代 MSHA 的矿产资源要求（第 30 编第 11 部分），引入可连续更新许可标准的模块化策略，并据二十年来的技术进步重订颗粒呼吸器的测试与分类。NIOSH 在拟议规则里写明理由：「不再需要按污染物成分（如『尘、烟、雾』『石棉』）来测试与分类过滤式呼吸器，因为大气中颗粒物无论成分如何，其穿透率都不会超过试验颗粒的穿透率。」^[67]

换成正式法规的时点有两处写法，本文并列，不替它们调和。eCFR 现存第 42 编第 84 部分页首的 Source 注记作「60 FR 30355, June 8, 1995」（1995 年 6 月 8 日公布）；CDC 网页的百年史则写「1995 年 7 月 10 日，呼吸器认证法规 30 CFR 11 被 42 CFR 84 取代」（引 NIOSH 1995）。一个是公布，一个是取代／施行，本文按各自原文照录。同一网页还记：制造商可继续销售按第 11 部分获批的尘／烟／雾滤材呼吸器，直到 1998 年 7 月 10 日；经销商与用户可把手上存货用到耗尽。^[68]

「N95」三个字符拆开，就是这套分类法。第 84.170 条写明：非动力空气净化式颗粒呼吸器按系列分为 N、R、P 三系，N 系限用于无油性气溶胶的作业场所，R 与 P 系用于含油基液态颗粒的场合；再按滤材效率分三级——N100／R100／P100 须达到最低 99.97%，N99／R99／P99 为 99%，N95／R95／P95 为 95%。所以 N 说的是耐油性类别，95 说的是滤材在规定试验下须达到的最低效率，合起来共九类。第 84.170 条还要求制造商在申请时明确申报系列与效率等级，并规定 N95 滤材须标注为「N95 Particulate Filter (95% filter efficiency level)」。^[69]

那个 95 是在什么条件下测出来的，比数字本身更要紧。第 84.174 条规定：每个型号取 20 只滤材；申请 N 系者用固体氯化钠气溶胶，申请 R／P 系者用 DOP 或等效液态气溶胶；试验温度 25±5 摄氏度、相对湿度 30±10%，气溶胶中和至玻尔兹曼平衡态，挑战浓度不超过 200 毫克／立方米；氯化钠气溶胶计数中位径 0.075±0.020 微米、几何标准差不超过 1.86（DOP 为 0.185±0.020 微米、不超过 1.60）；单滤材连续气流 85±4 升／分，成对使用时每只 42.5±2 升／分。^[70]

2019 年许可史有一句把话说透：「95% 效率意味着滤材去除 95% 的试验颗粒、5% 穿过；P100 滤材去除的是 99.97% 的挑战颗粒，不是 100%。」最终规则对完整呼吸器施加的气流阻力要求为 85±2 升／分、呼气阻力 35 毫米水柱；该文并说明，新试验并不模拟作业现场滤材被粉尘加载堵塞的情形，因此 42 CFR 84 未把滤材加载后的阻力写进最终判据。1995 年 OSHA 修订了适合性检验的认证法规，1996 年遂有以模拟工作场所保护系数与暴露仿真为题的研究。^[71]

还要补一句制度上的分界。CDC 网页引 1999 年《医疗机构结核呼吸防护计划：管理者指南》：「呼吸器提供的防护水平，取决于滤材的效率，以及面罩与医护脸部的贴合或密封程度」；并写「多项研究已显示外科口罩不足以过滤结核杆菌」「外科口罩不是呼吸器，因此未经 NIOSH 认证，也不满足 OSHA 对呼吸防护的要求」。1994 年那份 CDC 结核指南把这一层写进了医疗机构的常规：通风、穿、用、脱，以及全员培训的完整呼吸防护计划。N95 这三个字符因此不等于一句「能挡住百分之多少」的承诺，它是一组试验条件、一个认证类别，加上一项必须逐人试戴的密合要求。^[72]

^[73]

卷七三个现代战场（1980—2020）

二十二、1981—1994 年：第一份流感防护建议，与结核病房的转向

1981 年这个时点须先辨明：所据文献中，1981 仅见于《联邦法规》第 42 编第 84 部分引用的一份眼防护标准（ISO 4855-1981(E)），与本篇主题无关；所谓「1981 年第一份流感防护建议」的文献名称、发布机构与条文，均未见于可查文献，故不列该年的具体文件，亦不补拟年份。可写的是 1990 年代结核病房里那次有据可查的转向。

CDC 网页记：1994 年，CDC 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发布《医疗机构结核分枝杆菌传播预防指南，1994》，用以修订 1990 年的结核指南；修订的由头是 1991 年的一次院内暴发，以及 1985 年起显示结核杆菌多重耐药的若干研究。新指南把重点放在医护人员正确使用个人防护装备、尤其是呼吸防护上，逐项列出通风、穿、用、脱，并要求医疗机构维持一整套呼吸防护计划，让会在科室间流动的人员（治疗师、营养师、维修工、实习生等）都接受训练。^[74]

网页引 1999 年《医疗机构结核呼吸防护计划：管理者指南》的一段，把这次转向说得最清楚：「医疗机构使用呼吸器，是预防结核传播努力中相对新近但重要的一步……空气净化式呼吸器提供一道屏障，防止医护人员吸入结核分枝杆菌。呼吸器提供的防护水平，取决于滤材的效率，以及面罩与医护人员脸部的贴合或密封程度。」该指南并明确写：「多项研究已显示，外科口罩不足以过滤结核杆菌。此外，外科口罩不是呼吸器，因此未经 NIOSH 认证，也不满足 OSHA 的呼吸防护要求。」^[75]

请留意这句话把本卷前六节的分界线画在了哪里：1897 年以来，口罩在医疗场所一直被当成「保护病人」的无菌器械；到 1990 年代，结核病房第一次在制度上要求一件「保护医护人员自己」、且必须经过 NIOSH 认证的装备。同一张脸上，外科纱布口罩与过滤式呼吸器第一次被明确判为两类东西，不再可以互相顶替。此后 1995 年 OSHA 修订适合性检验的认证法规，1996 年出现以模拟工作场所保护系数与暴露仿真为题的研究，1998 年 1 月 8 日新版 29 CFR 1910.134 发布，都沿着这条线走。^[76]

与这次转向同时发生的，还有器材本身的一次换料。2020 年《柳叶刀》一篇口罩史综述记：1930 年代医用口罩开始被一次性纸口罩取代，1960 年代起越来越多采用合成材料、单次使用；1960 年代初，护理与外科学期刊上已出现无纺合成纤维过滤口罩的广告，全部是一次性，强调性能、舒适与便利。该文把这一变化放在 1955 年《生活》杂志所谓「用过即丢的生活」（Throwaway Living）的消费文化里讨论，并记 1975 年最后几项仍纳入工业制造棉口罩的研究之一，其作者结论是：四层棉细布（four-ply cotton muslin）的可重复使用口罩，优于当时流行的一次性纸口罩与新型合成呼吸器，且「棉织物若用在好的口罩设计里，可能与合成织物同样有效」。本文照录这项 1975 年研究的结论归属，不把它当作定论。^[77]

二十三、2009 年 H1N1 与 2014 年埃博拉：两套不一样的建议

把 2009 年与 2014 年并置，是因为恰好能看出同一机构在不同病原体面前给出的两类文件，而本文掌握的证据并不对称——这一点必须写明，不能靠补齐的话术填过去。

2009 年一侧，本文取得的是一份书目著录：世界卫生组织《大流行性流感防范与应对：WHO 指南文件》（Pandemic Influenza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A WHO Guidance Document），2009 年，日内瓦，ISBN 9789241547680，NCBI 书架号 NBK143062。Europe PMC 条目把它的形态标为 practice guideline / review，并注明 hasBook: Y、hasPDF: N；本文未取得该指南的 PDF 全文，因此不引其中任何关于口罩的具体措辞，也不写「2009 年建议公众如何如何」。另有 2009 年一篇《美国公共卫生杂志》论文的著录，本文同样只取到条目。^[78]

能追到的 2009 年痕迹，反而是后来一篇系统综述的回溯：Cochrane 2023 年那篇综述说，它所纳入的试验「若干在 2009 年 H1N1 流感大流行期间进行，另一些在截至 2016 年的流行季进行」，并称截至检索时识别出五项进行中、尚未发表的研究，其中两项评估口罩。这是研究者对当年试验场景的分类，不是 2009 年的建议文本。^[79]

2014 年一侧则可逐字引。CDC 网页记：2014 至 2016 年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波及美国期间，因该病毒经血液与其它体液接触传播且传染性极强，医疗机构个人防护装备的使用成为首要关切；CDC 建议，在照护埃博拉待查者（PUI）或确诊病例时，使用经 NIOSH 批准的 N95 呼吸器、更高级别的颗粒过滤装备，或动力送风过滤式呼吸器（PAPR）；并按医护人员所戴呼吸器的类型，另行发布处置、清洁与消毒的指南（引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Ebola, 2018）。^[80]

同一网页还给出这一时期的制度背景：2001 年国会要求在 NIOSH 内设立专门研究个人防护装备与技术的部门，即国家个人防护技术实验室（NPPTL）；2005 年 NIOSH 发布《依据 42 CFR Part 84 认证的化学、生物、放射与核全罩式空气净化呼吸器／防毒面具 interim 指南》；2015 年美国国家标准 Z88.2 更新（该标准 1969 年制定，1989、1992 年曾修订），其范围「为职业呼吸器使用确立最低可接受做法，就选择、使用与维护给出信息与指导，并载明建立、实施与评估呼吸防护计划的要求」。^[81]

所以「两套不一样的建议」在本文的证据状况是这样的：一套是大流行性流感的防范框架，本文只见其书目，条文未取得；另一套是接触高危病原体时对呼吸器级别的明确指定，可逐字引到 N95、更高级别颗粒过滤与 PAPR 三个档次，并附有按器材类型的处置规范。本文不把前者缺的措辞用后者补上，也不据文件名推演 2009 年指南的内容。两处的差别，一半是史实，一半是本文取料的边界。

二十四、2020 年：世界卫生组织措辞的两次变化

2020 年 6 月 5 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在记者会开场白里宣布发布更新后的口罩使用指导。本文取得的是这份开场白的整页实录（HTML 提纯文本 ），以下引文均出自其中。开场白自己把内容分成「没有变的」与「新加的」两栏，本节所说的两次变化，就落在这两栏之间，而不是两版指南文本的比对。^[82]

开场白先说这份指导「基于不断演进的证据」，就「谁该戴、何时戴、由什么做成」给出更新建议，并经由「对全部可得证据的仔细审读」与「同国际专家及公民社会团体的广泛磋商」形成。紧接着是一句划界：「我要非常明确地说，我们今天发布的指导，是对我们数月以来一贯说法的更新：口罩只应作为抗击 COVID-19 的综合策略的一部分使用。口罩单靠自身不能保护你免于 COVID-19。」^[83]

「没有变」的一栏列了五条：有症状者应留在家中并咨询医护人员；确诊者应隔离；病人或接触者确需外出时应戴医用口罩；在家中照护感染者的人与病人同处一室时应戴医用口罩；卫生工作者处置疑似或确诊患者时应使用医用口罩及其它防护装备。以上都用「继续建议」「继续劝告」的措辞写出。^[84]

「新加的」一栏有三条。其一，在广泛传播地区，建议医疗机构所有临床区域的工作人员佩戴医用口罩，而不只是处置 COVID-19 患者的人——开场白举了心脏科与姑息治疗单元为例，说这些地方即便没有确诊患者也应佩戴。其二，在社区传播地区，建议 60 岁及以上或有基础疾病者，在无法保持身体距离的场合佩戴医用口罩。其三，更新了社区传播地区公众用口罩的指导：鉴于证据演进，建议各国政府鼓励公众在广泛传播且难以保持身体距离的地方佩戴口罩，如公共交通、商店或其它密闭、拥挤环境。^[85]

第二次变化落在材料上。开场白说，更新后的指导纳入了应 WHO 之请所作学术研究给出的织物口罩成分新信息，「基于这项新研究，WHO 建议织物口罩应至少由三层不同材料构成」，各层推荐材料详见指南，并另有清洗与维护的指导。请注意：这是 2020 年织物口罩的规格，不是卷三第九节里那副 1910 年代伍氏口罩的层数依据，本文不把两者混用。^[86]

同一场记者会还留下一串限制语，须与上面三条新增一并读：「口罩也可能造成虚假的安全感，使人忽略手部卫生与身体距离等措施。我再怎么明确地说也不为过：口罩单靠自身不能保护你免于 COVID-19。口罩不能替代身体距离、手部卫生与其它公共卫生措施。口罩只有作为综合进路的一部分才有益处。」（原文「Masks can also create a false sense of security...」「I cannot say this clearly enough...」「Masks are not a replacement for...」「Masks are only of benefit as part of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开场白随后把「检测、追踪、隔离每一例、检疫每一名接触者」称为「我们所知有效」的做法与「每个国家最好的防线」。^[87]

有一处必须如实交代：本文另存有几份标名为 WHO 口罩临时指导的 PDF（2020 年 3 月 19 日、4 月 6 日、6 月 5 日，以及 2020 年 11 月版 IPC 指南），逐一检查后发现它们都只有 内容是一个带 <base href="/"> 的站点壳页，并非指南正文；因此本文无法比对 4 月 6 日版与 6 月 5 日版的条文差异，上面所有 6 月 5 日措辞都取自总干事开场白实录，不是指南 PDF。2020 年 5 月 11 日与 7 月 30 日两场记者会实录（14,217 与 ）本文也已存档，其中未见口罩专门段落。^[88]

把这一节放回 2020 年的城市里，还有一条可查的呼应：多兰记 2020 年 3 月 16 日旧金山湾区率先实施「社交距离」令，4 月 17 日市长伦敦·布里德发布公共场所戴口罩令，是 101 年来第一次；她在一次电视访谈里说 1918 年旧金山「开了个大派对、把口罩扔掉庆祝，几天后两千人死了」，多兰随即加了一句按语，称市长「把数字说得含糊了」。这条按语与本节开场白里那些「不能替代」「只有作为一部分才有益」的措辞，是同一年、对同一段历史的两种用法。^[89]

二十五、2020 年的证据之争：四种文献，四种结论

本卷不给出「口罩有用」或「口罩没用」的结论。这里把四类量级不同的文献并列，读者可以自己看它们各自在回答什么问题。四类的原文与数字，在考异四里再以逐条对照的方式重排一次。

第一类：随机对照试验的系统综述

杰斐逊等人 2023 年 1 月 30 日更新的 Cochrane 系统综述《用于阻断或减慢呼吸道病毒传播的身体干预》（CD006207），只纳入随机对照研究。其「要点」原文写：「基于我们评估过的这些研究，我们不确定佩戴口罩或 N95／P2 呼吸器是否有助于减慢呼吸道病毒的传播。手部卫生项目可能有助于减慢呼吸道病毒的传播。」合并结果为：与不戴口罩相比，戴口罩对流感样疾病／COVID-19 样疾病的风险比 0.95（95% 置信区间 0.84 至 1.09；9 项试验、276,917 名受试者；中等确定性）；更严格定义的流感样疾病为 0.94（0.81 至 1.09；11 项试验、34,503 人）。综述并写「社区佩戴口罩，对流感样疾病／COVID-19 样疾病这一结局很可能几乎没有或没有差别」，以及「对面罩效果存在不确定性；低到中等的证据确定性意味着我们对效应估计的信心有限，真实效应可能与观察到的估计不同」。^[90]

第二类：纳入观察性研究的早期合并

塔利奇等人 2021 年刊于《英国医学杂志》的系统综述与合并分析，用 DerSimonian-Laird 随机效应模型汇总戴口罩、洗手与身体距离对 COVID-19 发病率的影响；35 项研究中有 8 项进入合并。该文给出的合并相对危险度为：洗手 0.47（95% 置信区间 0.19 至 1.12，I²=12%），戴口罩 0.47（0.29 至 0.75，I²=84%）。两个点估计相同，区间宽窄与异质性却差得很远。^[91]

第三类：同时纳入两类设计的快速综述

塔利奇等人 2023 年一篇快速系统综述（刊于英国皇家学会一期以非药物干预效果为主题的专刊，CC BY）检索 2020 年至 2023 年 1 月 27 日，得 5,185 条唯一记录；因随机对照试验稀少，遂纳入观察性研究。社区场景 35 项（3 项随机对照试验、32 项观察性），医疗场景 40 项（1 项随机对照试验、39 项观察性）。该文一段概括了两条路线的分歧：「限于随机对照试验的综述无法就口罩效果得出确定结论，而那些纳入观察性研究的综述能够得出低到中等强度、总体偏向口罩有效的结论。」同文另记：7 项观察性研究发现呼吸器比外科口罩更有保护性，5 项发现两种口罩之间无统计学显著差异；并有一处统计「18 项中 16 项（89%）显示感染减少」与「65 项中 8 项（12%）未见效果、1 项（2%）偏向对照」并列，分母互不一致，本文照录不改。^[92]

第四类：对上述方法本身的批评与重做

格林哈尔希等人 2024 年 6 月刊于《临床微生物学评论》的叙述性综述与合并分析（通讯作者 Trisha Greenhalgh，PMC11326136），开篇即写明缘起：「本综述部分是因为一场围绕某篇 Cochrane 综述的争议而受委托撰写的，那篇综述被一些人解读为提供了『口罩无效』的定论。」该文写：「2023 年那篇 Cochrane 非药物干预综述的口罩部分——有争议地——只限于随机对照试验；它被媒体、以及该综述部分但非全部作者解读为『口罩无效』。」并提醒：「系统综述与合并分析同其它任何研究设计一样，可能存在显著的偏倚、缺陷与错误。」方法上，作者把社区随机对照试验拆成「保护佩戴者的初级预防」与「保护他人的源头控制」两类，本次合并排除源头控制试验、只分析初级预防试验，并按临床呼吸道感染、流感样疾病与实验室确诊流感分别计。^[93]

围绕 Cochrane 那篇综述的方法学批评，本文另存有三份 Europe PMC 著录：米勒、图伊亚与普拉萨德 2023 年预印本《合并估计中宽置信区间的解释：「证据之缺」是不是「缺之证据」？》（DOI 10.1101/2023.07.11.23292513）；巴-亚姆、萨梅特、西根菲尔德与塔勒布 2023 年预印本《Cochrane〈用于阻断或减慢呼吸道病毒传播的身体干预〉综述中的定量错误》（DOI 10.21203/rs.3.rs-3486610/v1）；以及马登与阿迪利在《临床骨科及相关研究》上对该综述的解读（PMC10263234）。三份均只取到著录，正文未取得，故本文仅登记其题名与 DOI，不引其论证。^[94]

四类摆在一起，最该看清的不是哪一类赢了，而是它们并没有在同一个擂台上：一类只收随机对照试验且不纳入依从性之外的观察材料，一类把观察性研究也汇进合并，一类明说两条路线会得出不同强度的结论，第四类连「怎样合并才合理」都重新设计了一遍。再加上上一节那一串「不能替代」「只有作为综合进路的一部分才有益」的机构措辞，2020 年这件事的面貌就是：被重新打开的问题，到本文截稿时没有被关上。

考异四则

考异一：1897 年的发明者到底是谁、叫什么

^[95]

考异二：1918 年口罩究竟有没有用

^[96]

考异三：口罩是外科用品还是公共卫生用品

^[97]

考异四：2020 年公众戴口罩的证据强度

^[98]

附表三则

附表一：编年总表（1850—2020）

附表二：口罩类型对照表

^[99]

引文

1. Schlich T, Strasser B. Making the medical mask: surgery, bacteriology, and the control of infection (1870s–1920s), Medical History 66(2): 116–134, 2022（PMC9272539），正文第 13 段
2. CDC / NIOSH NPPTL, 100 Years of Respiratory Protection History，第 2—6 段（普林尼、达·芬奇、拉马齐尼、1827 年布朗运动、1877 年 Nealy 烟罩）
3. Schlich T, Strasser B. Making the medical mask（PMC9272539），正文第 10 段，引 Delauney 1879 与 Decaisne 1884 两段言论
4. 鸟喙面具一栏据 CDC《呼吸防护史百年》第 2 段对普林尼与达·芬奇做法的追述；手帕一栏据 Schlich & Strasser 2022 正文第 10 段引 1879 年德洛内、1884 年德凯纳两段言论；金属网一栏据同书第 6 段所记 1877 年 Nealy 烟罩构造
5. Schlich T, Strasser B. Making the medical mask（PMC9272539），正文第 15、17、26 段
6. OpenAlex 与 Crossref REST 接口返回同样结果
7. Strasser B, Schlich T. A history of the medical mask and the rise of throwaway culture, The Lancet 396(10243): 19, 2020（PMC7255306），正文第 9 段
8. Schlich & Strasser 2022 正文第 32、36 段（柯尼斯堡、贝格曼医院 1906 年画作、教科书里的特写情形）
9. Schlich & Strasser 2022 正文第 34、41 段（莫伊尼汉的眼镜框面罩与「比伦敦最糟的污水还糟糕」；弗兰克尔 1899 年的结核病人口罩与松针油、薄荷油）
10. Schlich & Strasser 2022 正文第 43 段
11. Schlich & Strasser 2022 正文第 44—47 段（爱丽丝·汉密尔顿 1905 年实验；1910 年美国结核病诊所；霍因 1918 年的警告；同年美军外科医生的记录「对面罩的使用已成为普遍做法」）
12. Schlich & Strasser 2022 正文第 31 段
13. Michaleas S N 等, The Great Manchurian Plague and the Pneumonic Plague Epidemic of 1910—1911（2022 年刊，2021-08-31 收稿、2022-06-07 接受），正文「The Great Manchurian Plague started in northeastern China in autumn 1910」段；原件已存档
14. Michaleas S N 等（2022），正文铁路划分段；同文记 1905 年《朴茨茅斯条约》与 1910 年清季政局
15. Michaleas S N 等（2022），正文「By January 1911」段；Bharadwaj H R 等, Lest We Forget: Dr Wu Lien-Teh（2024 年 11 月刊，CC BY 4.0），正文首段；原件已存档与前者
16. 中国口罩谱系学研究（CC BY 4.0），正文「At the end of 1910」至「Wu observed a novel fact」诸段；原件已存档；Bharadwaj H R 等（2024）
17. 谱系学研究转引 Lei 2010 与伍连德自传《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正文梅斯尼段；原件已存档
18. Michaleas S N 等（2022），正文「The last case」「March 1, 1911」段；谱系学研究（CC BY 4.0），正文「By the time the epidemic had waned in March 1911」段
19. Michaleas S N 等（2022），正文「during a Hong Kong outbreak in 1984」与「Wu Lien-Teh (Wu Liande) (1879–1960)」两处；Bharadwaj H R 等（2024）正文「(1839–1960)」
20. 求是网《伍连德：中国口罩发明者》2020-04-19；上海市民政局《「伍氏口罩」发明人伍连德》2020-05-18；人民日报海外版《首获诺贝尔奖提名的华人》2018-08-15；A Genealogical Study of Facemasks in China 正文「Although the design of Wu's mask resembled…」；Lest We Forget: Wu Lien-teh 图注「a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 of Dr Wu's masks」
21. Protective Face Masks Through the Centuries（2020 年刊，CC BY 4.0），正文「Some years afterwards」段，逐字引「layers of gauze and cotton to filter the air」；伍连德肺鼠疫论著图版 FIG. 29 原图题「How the gauze-cotton mask should be worn (Chapter VII)」；谱系学研究正文「he designed a gauze cotton mask」（转引 Wu 1926: 397f）；Bharadwaj H R 等（2024）「He added more layers」段；原件已存档
22. 谱系学研究（CC BY 4.0），正文「Although the design of Wu's mask resembled」与「the mode of disease transmission had been contentious」两段；WHO 总干事 2020 年 6 月 5 日记者会开场白「fabric masks should consist of at least three layers of different material」；原件已存档
23. 谱系学研究（CC BY 4.0），正文「The germ theory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与「hygienic modernity」诸段（转引 Leung 2010: 45、Rogaski 2004、Lei 2010: 82）
24. Michaleas S N 等（2022），正文「Participants included」「Thirty-three official representatives attended」段；Bharadwaj H R 等（2024）「In April 1911, the 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段
25. 1911 年奉天万国鼠疫大会合影原照图注（画面内印刷文字）；代表名单亦见 Michaleas S N 等（2022）正文
26. Michaleas S N 等（2022），正文「Modes of contagion」「The Mukden Conference motivated」段；原件已存档与 原件已存档两份著录页，均仅含 NCBI 页眉
27. Hatchett R J, Mecher C E, Lipsitch M, Public health interventions and epidemic intensity during the 1918 influenza pandemic, PNAS 2007，正文「attempt to model exogenous secular variation」段
28. Hatchett 等（2007 PNAS），正文 16 城与另 7 城名单段
29. CDC / NIOSH NPPTL, 100 Years of Respiratory Protection History，正文 1918 年段；原件已存档与网页原件
30. Brian Dolan, Unmasking History: Who Was Behind the Anti-Mask League Protests During the 1918 Influenza Epidemic in San Francisco?, Perspectives in Medical Humanities 5(19), 2020-05-19, DOI 10.34947/M7QP4M，正文「The Rising Numbers」段，引 Municipal Record 1918-10-10 p.329、1918-11-07 p.356
31. Dolan B（2020），正文「Bill Number 5068」段，所引条例原文「consisting of four-ply material known as butter cloth or fine-mesh gauze」
32. Dolan B（2020），正文「A gauze mask is 99% proof」与「Soon drug stores」诸段，引 San Francisco Examiner 1918-10-25 广告
33. Dolan B（2020），正文「700 people were arrested」「As voters, we, the undersigned」两段，引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1918-11-22、Oakland Tribune 1918-11-06 p.9
34. Dolan B（2020），正文「By the end of October」「On November 13」段，引 Municipal Record 1918-11-07 p.356
35. Dolan B（2020），正文「at the blast of a whistle at noon」段，引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1918-11-22
36. Dolan B（2020），正文「Holiday Cheer」与 12 月 4 日会议段，含 1917/1918 年 10、11 月死亡数对照
37. Dolan B（2020），正文「On January 17」「At a planning meeting on January 20」「Figure 8」诸段，引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1919-01-17 p.16、1919-01-21、1919-01-25 p.4
38. Dolan B（2020），摘要与「Masking Politics」段
39. 1919 年西雅图总罢工公告剪报（画面内印刷文字）
40. Hatchett 等（2007 PNAS）七城名单段；Coleman M C, Mari W, Networks in motion（PMC9850078, DOI 10.1177/20501579221148427），正文「Seattle Ordered to Wear Masks to Prevent Malady」与圣保罗电话罢工段；原件已存档与 原件已存档
41. Hatchett 等（2007 PNAS），摘要「introduced too late and lifted too early」
42. Crossref 著录 10.2105/ajph.10.1.34 条目（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出版，1920 年 1 月，卷 10 期 1 页 34-42，被引 33 次）；原件已存档；Europe PMC 条目 PMID 18010229；原件已存档
43. Crossref 条目摘要字段 abstract（含 jats:p 标记），Kellogg W H, MacMillan G,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EFFICACY OF GAUZE FACE MASKS
44. Protective Face Masks Through the Centuries（2020, CC BY 4.0），正文「a year later George H. Weaver」与「in 1937, J.S. Davis」两段
45. 原件已存档（含 W H Kellogg / 1919 Jul / 17(7):228–231 著录）；原件已存档
46. CDC / NIOSH NPPTL, 100 Years of Respiratory Protection History，开篇与「On July 1, 1910」段；原件已存档
47. CDC / NIOSH NPPTL（同上），「On March 5, 1919」段；Spelce D, Rehak T R 等, History of U.S. Respirator Approval (Continued): Particulate Respirators（2019），正文「The USBM had already developed standards」段；原件已存档
48. CDC / NIOSH NPPTL（同上），「In 1920, MSA Safety Company manufactured the Gibbs respirator」与「January 15, 1920」两段
49. CDC / NIOSH NPPTL（同上），「World War I presented a new kind of threat」与「Overman Act of May 20, 1918」「1941 USBM Facepiece Tightness Test」诸段
50. CDC / NIOSH NPPTL（同上）引 IC 7130, August 1940, p.5 四项基本要求原文
51. Spelce D 等（2019），正文「The Hawks Nest Tunnel disaster」段（引 Cherniack 1986 与国会听证）；CDC / NIOSH NPPTL《呼吸防护史百年》，「In the early 1930s」段
52. Spelce D 等（2019），正文「30 CFR 14, SCHEDULE 21 OF 1934」与「Considerable work was done」段（引 Schrenk 1940、USBM 1934）；CDC / NIOSH NPPTL（同上）「The tragedy of this disaster expedited」段
53. USBM, Schedule 21, Procedure for Testing Filter-Type Dust/Fume/Mist Respirators for Permissibility, 30 CFR Part 14（1934），经 Spelce D 等（2019）「High Dust and Low Dust Concentrations」段转录的试验条件与限值
54. Spelce D 等（2019）引 Schrenk H H（1939）「The filtering-efficiency tests」「Chicken wire is 100 per cent efficient against chickens」「not based on efficiency, but on resistance」诸段（原文转录）
55. Spelce D 等（2019），正文「Direct Leakage Man Test」「Mechanical airflow resistance testing occurred at 85 lpm」与图 1 图注段
56. Schlich T, Strasser B, Making the medical mask, Medical History 66(2):116–134, 2022（PMC9272539），正文飞沫实验与照片统计诸段；原件已存档；Spelce D 等（2019）许可限值诸段
57. CDC / NIOSH NPPTL（同上），「While the flu pandemic exhibited a need」段；同页 1939 年海军医务官建议切割湿处理石棉绝缘层时戴呼吸器、1946 年 Fleischer 等石棉绝缘制造粉尘研究两段
58. CDC / NIOSH NPPTL（同上）「Revisions to Schedule 21 expanded in 1955」与「Schedule 21B in 1965」两段；Spelce D 等（2019）「Revisions of Schedule 21 to Schedule 21A」段
59. Spelce D 等（2019），正文「These two terms from the TLVs」「midget impinger or Greenberg Smith Impinger」「mppcf / mg/m³」段
60. Spelce D 等（2019），正文「15 to 20 men had to pass an isoamyl acetate (banana oil) fit test」与「would have efficiencies of 99.5 and 99.995 per cent」段（引 Pearce S J）
61. Spelce D 等（2019），正文「Filters had to be 99.97 percent efficient tested against 0.3 micron sized dioctyl phthalate」「Under certain air velocity conditions, 0.3 micron」「Arthur D. Little designed the very first HEPA filter」诸段
62. Spelce D 等（2019），「NIOSH funded and conducted research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instrumentation」段；CDC / NIOSH NPPTL（同上），「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membrane filter sampling method in the late 1960s」「Researchers performed tests on respirators to measure protection, but their levels of protection were unregulated」两段
63. Spelce D 等（2019），正文「Mechanical HEPA filters increase the surface area」「dead-air space」「Tests at the Bureau of Mines in a 1 per cent ammonia-air mixture」诸段
64. CDC / NIOSH NPPTL（同上），「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 which established ... was promulgated in 1970」与国会认定引文两段（引 91st Congress, 1970）；Spelce D 等（2019）「1970 –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段
65. Spelce D 等（2019），正文 1970—1977 年逐年要事段（含「March 1973 – 30 CFR 11 officially changed」「July 1973」「1977 – Federal Mine Safety and Health Act [Pub. L. 91–173; Approved December 30, 1969; 83 Stat. 742]」）
66. CDC / NIOSH NPPTL（同上），「On February 9, 1979, 29 CFR 1910.134 gained recognition」「The OSHA respiratory protection standard, 29 CFR 1910.134, published on Jan 8, 1998」两段（引 Department of Labor 1998）
67. Spelce D 等（2019），正文「In May 1994, NIOSH published proposed rules (59FR 26850)」及其后 NIOSH 引文「eliminate the need to test and classify filter respirators according to composition of contaminant」段
68. 42 CFR Part 84 — Approval of Respiratory Protective Devices，页首「Source: 60 FR 30355, June 8, 1995」；原件已存档；CDC / NIOSH NPPTL（同上）「On 10 July 1995, the respirator certification regulation, 30 CFR 11, was replaced by 42 CFR 84」段
69. 42 CFR 84.170 Air-purifying particulate respirators; description，(a)(2)(3) 与标注条款
70. 42 CFR 84.174 Filter efficiency level determination test—non-powered series N, R, and P filtration，(a)(e)(f)(g) 诸款
71. Spelce D 等（2019），正文「For example, 95% efficiency means」「The final rules apply airflow resistance requirements」两段；CDC / NIOSH NPPTL（同上）「In 1995, OSHA revised the certification regulations for fit testing」段
72. CDC / NIOSH NPPTL（同上），「1994, the CDC released a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段与引 TB Respiratory Protection Program in Health Care Facilities: Administrator's Guide（1999）「The level of protection a respirator provides...」「surgical masks are not respirators」两段
73. 本站自绘 SVG，据 42 CFR 84.170、84.174 与 CDC《呼吸防护史百年》绘制
74. CDC / NIOSH NPPTL, 100 Years of Respiratory Protection History，「In 1994, the CDC released a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段
75. CDC / NIOSH NPPTL（同上）引 TB Respiratory Protection Program in Health Care Facilities: Administrator's Guide（1999）「The use of respirators in the health care setting」「The level of protection a respirator provides」「A number of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surgical masks」三段
76. CDC / NIOSH NPPTL（同上），「In 1995, OSHA revised」「The OSHA respiratory protection standard ... published on Jan 8, 1998」两段
77. Strasser B J, Schlich T, A history of the medical mask and the rise of throwaway culture, The Lancet 396(10243): 19, 2020（PMC7255306），正文「Medical masks started to be replaced」「In 1975」「Throwaway Living」诸段
78. Europe PMC 条目 PMID 23741778（WHO《Pandemic Influenza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2009，ISBN 9789241547680，NBK143062）；原件已存档
79. Cochrane 系统综述简明版（Do physical measures such as hand-washing or wearing masks stop or slow down the spread of respiratory viruses?），正文「We searched for randomised controlled studies」「Several were conducted during the 2009 H1N1」诸段；原件已存档
80. CDC / NIOSH NPPTL（同上），「From 2014-2016, a global epidemic of the Ebola virus disease」段，引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Ebola, 2018
81. CDC / NIOSH NPPTL（同上），「In 2001, Congress requested」「In 2005, NIOSH released」「In 2015, the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 Z88.2 updated」三段（引 ANZ88.2-2015, 1.1）
82. WHO Director-General's opening remarks at the media briefing on COVID-19 - 5 June 2020（总干事记者会开场白实录）
83. WHO 总干事 2020-06-05 开场白「Today WHO is publishing updated guidance」「I wish to be very clear」两段
84. WHO 总干事 2020-06-05 开场白「Here is what has not changed」段
85. WHO 总干事 2020-06-05 开场白「Here is what s new」段，含 60 years or over、cardiology or palliative care units、public transport, in shops 诸语
86. WHO 总干事 2020-06-05 开场白「Based on this new research, WHO advises that fabric masks should consist of at least three layers of different material」段
87. WHO 总干事 2020-06-05 开场白「Masks can also create a false sense of security」至「That is what we know works」诸段
88. 原件已存档、原件已存档、who-2020-mask-guidance-pdf、原件已存档（各 均为站点壳页）；原件已存档、原件已存档
89. Dolan B（2020），摘要与「Mayor Breed, fudging the numbers」段，引 MSNBC《All In With Chris Hayes》2020-04-14；原件已存档
90. Jefferson T, Dooley L, Ferroni E 等, Physical interventions to interrupt or reduce the spread of respiratory viruses,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 2023, CD006207（2023-01-30 更新），要点与结果段
91. Talic S 等, Effectiveness of public health measures in reducing the incidence of covid-19, SARS-CoV-2 transmission, and covid-19 mortality, BMJ 2021（CC BY-NC），摘要与「DerSimonian Laird random effects meta-analysis」段
92. Talic S 等, 快速系统综述（Phil. Trans. R. Soc. 主题专刊，CC BY 4.0），摘要「yielded 5185 unique records」「We analysed 35 studies」与正文「reviews restricted to RCTs was unable to draw firm conclusions」诸段
93. Greenhalgh T 等, The efficacy, acceptability, and safety of masks and masking, Clinical Microbiology Reviews, 2024 Jun（PMC11326136），正文「This review was commissioned partly because」「The masks section of a 2023 Cochrane review」「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can be subject to significant biases」「we separated dissimilar settings」诸段
94. Europe PMC 检索结果条目（Miller 等 2023 预印本、Bar-Yam 等 2023 预印本、Madden & Adili, Cochrane in CORR）；原件已存档
95. The Lancet 2020（原件已存档, ）；原件已存档
96. 原件已存档（Dolan 2020，含 A、B、E 三处原文与页码）；原件已存档（C 处）；原件已存档与 原件已存档（D 处）
97. 原件已存档（A）；原件已存档（B）；原件已存档（C）；原件已存档（D）；原件已存档（E）
98. 原件已存档、原件已存档、原件已存档（A）；原件已存档（B）；原件已存档（C）；原件已存档（D）；原件已存档（E）
99. Schlich T, Strasser B. Making the medical mask, Medical History 66(2), 2022；CDC / NIOSH NPPTL《呼吸防护史百年》；42 CFR Part 84

资料来源与凡例

所据文献分三层：原始文件与同期影印（著作图版、会议合影、报刊原页、条例与法规条文）、研究综述与系统评价及机构技术报告、百科条目与通俗转述。第三层只用以说明某一说法曾经流传，事实判断仍回到前两层。

文中以方括号编号标识引文，文献统一列于篇末。未见原件而仅得转述者随文标明；材料互异处并列，别设考异。

叙述按年代推进。外科口罩、公共卫生口罩与职业防护呼吸器三条谱系在 1910 至 1930 年代并行，故交替记述。1897 年发明者的姓名与所属机构，现存可查文献未见可靠记载，正文只按机构与地域落笔。